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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，即命令比任何形式的助推都要好，也许它们的效率更高，并且净收益也更高。自由选择权确实相当重要，但如同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很早之前强调的那样，自由选择权存在着局限性。当涉及对他人的伤害时，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仅仅只是助推。为减少暴力犯罪的威胁，使用禁令是相当合理的。毫无疑问地，助推可以作为此类禁令的辅助手段。一个国家应该禁止谋杀、强奸和故意伤害，并且应该使用社会规范、通知以及警告以减少此类恶行的发生率。空气污染法可能会设定排放限制，这是一种禁令，但它们也可以用警告和提醒的方式进行。在很多国家，要求电器更加节能的节能规则是通过信息披露来实现的，这些信息披露使得消费者了解到使用电器的成本。[[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]]
尽管不会对第三方造成损害，但命令有时也要求一致同意。在很多民主制国家，社会保障法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，尽管此类法律并不仅仅只是鼓励储蓄，而是进行强制储蓄，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择自由。一个理由是在行为学中被反复强调的：“现状偏见”会使得人们忽视未来的自我，而社会保障法削弱了此类被忽视的风险。在不安全的食品和工作条件问题上，政府通常出台禁令。当风险足够高的时候，公共机构不会说“这里是关于风险的相关信息；请大家自便”。
当然，作为经典的教育型助推，信息通常可以阻止人们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选择，但它并不总是有用的。当理智的人都不愿意承担某种风险时，最好的做法就是出台某项禁令。同时，行为偏误（例如疏忽或者不切实际的乐观）可能也会使人们作出某些会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。在自由社会中，禁令是不被赞成的，但是它们很难被禁止使用。一个核心问题是，什么提升了福利水平？有时通过提醒人们并以此来增强系统2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在某些高风险的情况下，命令和禁令也许是相当合理的。因为一个以某种教育形式出现的系统2助推很可能由于人们的忽视而失效，系统1助推也可能是无效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