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士兵Java零基础后端工程师

2022-05-03 09:42:06 xudabang

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,即命令比任何形式的助推都要好,也许它们的效率更高,并且净收益也更高。自由选择权确实相当重要,但如同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(John Stuart Mill)很早之前强调的那样,自由选择权存在着局限性。当涉及对他人的伤害时,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仅仅只是助推。为减少暴力犯罪的威胁,使用禁令是相当合理的。毫无疑问地,助推可以作为此类禁令的辅助手段。一个国家应该禁止谋杀、强奸和故意伤害,并且应该使用社会规范、通知以及警告以减少此类恶行的发生率。空气污染法可能会设定排放限制,这是一种禁令,但它们也可以用警告和提醒的方式进行。在很多国家,要求电器更加节能的节能规则是通过信息披露来实现的,这些信息披露使得消费者了解到使用电器的成本。[[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]]

尽管不会对第三方造成损害,但命令有时也要求一致同意。在很多民主制国家,社会保障法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,尽管此类法律并不仅仅只是鼓励储蓄,而是进行强制储蓄,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择自由。一个理由是在行为学中被反复强调的:“现状偏见”会使得人们忽视未来的自我,而社会保障法削弱了此类被忽视的风险。在不安全的食品和工作条件问题上,政府通常出台禁令。当风险足够高的时候,公共机构不会说“这里是关于风险的相关信息;请大家自便”。

当然,作为经典的教育型助推,信息通常可以阻止人们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选择,但它并不总是有用的。当理智的人都不愿意承担某种风险时,最好的做法就是出台某项禁令。同时,行为偏误(例如疏忽或者不切实际的乐观)可能也会使人们作出某些会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。在自由社会中,禁令是不被赞成的,但是它们很难被禁止使用。一个核心问题是,什么提升了福利水平?有时通过提醒人们并以此来增强系统2是最好的选择,但是在某些高风险的情况下,命令和禁令也许是相当合理的。因为一个以某种教育形式出现的系统2助推很可能由于人们的忽视而失效,系统1助推也可能是无效的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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