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课吧·Web全栈工程师第20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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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这个问题，厘清某些基础概念十分有帮助。我们关心福利、自主权和其他一些价值吗？假设我们是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和杰里米·边沁（Jeremy Bentham）的追随者，也就是说我们是福利主义者，认为任何价值评判都应基于干预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。如此，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：系统1助推或系统2助推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？[1]哪种助推具有更高的净收益？对于这些问题，有关效率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，但仅有此类信息远远不够。我们也需要成本的相关信息。一个最有效的助推可能由于需要高昂的成本而不值得推行，或者它可能与其他不太高效但成本更低的助推相比，具有更低的净收益。

另外，有关效率的信息不能完全描述某项助推的收益。如果90%的人加入了储蓄计划，或者自动选择绿色能源计划减少了20%的污染，那么它们带来的福利结果究竟是什么？参与率的增加和污染的减少看起来是合意的结果。但是为了完全理解这些结果究竟多么让人满意，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进行。参与率的增加是否重要？有多重要？也许对一些人来说今天或者明天花掉这笔钱是更好的选择，而不是等到他们老了。他们具有即刻的需求，同时，预期到他们在年老时会更富裕。为评价这种参与率的增加，我们需要知道多少人从中获益，又有多少人产生了损失，以及获益或损失的程度如何。

同样，污染水平减少20%之后的死亡率和疾病率水平又如何？污染减少使得每年的过早死亡案例减少了1 000例、100 例，还是10例？使用此类自动注册政策十分容易增加对绿色能源（例如风能和太阳能）的依赖（在大部分国家都被证实）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自动注册政策的效率很高。但有关福利结果的增加不太清楚。为了弄明白自动注册政策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，我们需要详细了解有关福利增加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