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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形：售货员假设人们需要某种产品，而买家在购买这种产品后，不得不被动地为之付费。例如，假设一个书商具有充分的信息认为约翰逊会购买任何哈兰·科本、赛勒或者欧茨的新书（都是极好的选择），或者史密斯会购买某种新版本的平板电脑，又或者拜厄特会购买某双运动鞋，又或者威廉的牙膏用完了，他一定会买相同品牌的新牙膏。如果售货员的判断是准确或者基本准确的，那么这种相关产品的默认购买是不合意的还是会带来极大的收益？现在的技术正在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要求积极选择的强有力的理由是，由于可信赖的预测购物算法还没有出现，因此积极选择是防止错误购买的不可或缺的保障，也为了防止购买的商品并不是名义上的买家（根据默认设置）真正需要的。在这种观点下，积极选择的观点根植于为了防止错误而进行的有效保护，这意味着当技术足够可靠时，存在一种“被动购买”的可能性。只要这样的技术不存在，被动购买就不能被接受。但是还有一个关于控制的内在价值的观点：人们希望成为积极的代理人，并且愿意为把握代理权而牺牲某些东西。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：当此类算法的精度不断提升时，人们是否愿意放弃（积极的）控制权？可以肯定的是，至少作为一种假设，人们并不喜欢这个主意，即他们可能会依靠默认设置进行购物。[1]

的确，市场需要有关权利的背景设置，在人们进行选择之前，确定人们有什么以及没有什么；背景权利是给定的，而非选择的结果，它们也许反映了某种家长制管理。例如，人们可能会拥有某种免除年龄歧视的“默认权利”，他们可以以某种代价放弃这种权利。此类权利中的某一些（例如免于种族或性别歧视的权利）是不可放弃的。因为人们的偏好可能会受到背景权利的影响[2]，只要某些个体或机构作出此类选择，就很难或不可避免某种形式的家长制管理。如果人们的偏好是此类权利的衍生品，我们就无法通过询问偏好来进行权利的选择。但在合理的背景权利下，人们通常不会获得某种产品和服务，除非他们进行了积极的选择（不考虑礼物的问题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