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菲尔绍对生物体的这种看法使他坚信，当时忙于统一德国的普鲁士政治家奥托·冯·俾斯麦追求中央集权的努力是徒劳的。他抓住一切机会攻击俾斯麦的政策，谴责俾斯麦的军国主义倾向。菲尔绍的行为激怒了贵族出身的俾斯麦，俾斯麦最终向菲尔绍发起挑战，要与他决斗。菲尔绍对俾斯麦的决斗挑战采取了完全无视的态度，和那个一去不复返的贵族时代一样，俾斯麦的好斗之心也寻找不到方向。
如果我们认为生物体是由互相协作的细胞构成的“社会”，那么“病菌”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来自微生物界的入侵者。这样的病菌理论与细胞理论的政治含义形成了一种呼应。19世纪，路易·巴斯德和罗伯特·科赫证明，细菌等微生物是导致疾病的病原体，是“病菌”[9] 。此后，一代又一代人教育自己的孩子，病菌是一种可怕的生物，在自然界中，病菌无处不在，是人类的劲敌。一本1959年出版的微生物学读物的标题就是“人类与病菌的对抗”。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，毕竟，科学家在1854年发现，霍乱是霍乱弧菌导致的。巴斯德和科赫的研究也证明，病菌是炭疽、肺结核、伤寒和狂犬病的罪魁祸首。这些肮脏的病菌能致人死亡，但使用石炭酸皂能清除掉它们。19世纪40年代，德裔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·塞麦尔维斯（Ignaz Semmelweis）建立了一套消毒程序，随后约瑟夫·李斯特（Joseph Lister）也在英国建立了相似的消毒程序，这无疑挽救了无数生命。然而，塞麦尔维斯却在当时受到了不公正的质疑和嘲讽（“说得就跟手术前洗手有什么区别似的！”）。
这种关于疾病的新观点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。此前，人们认为疾病源自“瘴气”。这种观点认为，“瘴气”是一团污浊的气体，会导致一定区域内的人患病。当疾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理论被建立起来后，另一种关于责任与批判的理念也应运而生。1885年，一位法国作家把疾病形容为“来自外界，像一群苏丹人一样穿透人体，会为了入侵和征服而将人体摧毁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