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一骥上书提道：“每年侵匿，多则六千五百，少亦不下三千五百，合十六年，所积何止十万，而在外朘削一切无名之征不与焉。”
袁一骥在他弹劾高寀的第五份奏章中提道：“在闽一十六年，总得数十万余金。”
十六年来，高寀仅仅从商税中榨取的金额已不下十万两， 袁一骥上书提道：“每年侵匿，多则六千五百，少亦不下三千五百，合十六年，所积何止十万，而在外朘削一切无名之征不与焉。”也就是五年的商税收入，加上孝敬、供奉和巧取豪夺，更是高达数十万两之巨。袁一骥在他弹劾高寀的第五份奏章中提道：“在闽一十六年，总得数十万余金。”
这件事最后的结果，是双方都向皇帝告对方的状，皇帝召回了高寀，地方势力也暂时得到了保护。
关于高寀之祸，我们还可以从几个数字看出来：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推官萧基上书言十三事，提到海澄税最初只有三千两，后来达到了一万两，高寀时期达到了二万七千两，他倒台后减了三千两。另外的数字是，高寀被撤的万历四十一年，减关税三分之一，漳州应该减一万一千七百两，但由于普遍认为洋商利厚，最后只给他们减了三千六百八十八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