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葡萄牙人拥有的是居住权和贸易权，以及一部分“出于善意”而获得的司法权（外国人之间的案件），中国政府保留了行政权、大部分的司法权和军事权。因此，这样的澳门依然处于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，并非殖民地。
清康熙三十年到乾隆十九年（1691—1754）改为六百两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停止付租金。
到了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明朝政府在澳门半岛的腰部筑了一道土围，围子上留了一扇门，由明朝政府派兵把守，由此也控制了澳门的防卫系统。另外，葡萄牙人还每年缴纳一千两租金给香山县政府。清康熙三十年到乾隆十九年（1691—1754）改为六百两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停止付租金。
澳门模式的创新是明朝地方政府、海外商人和国内的外贸势力共同寻找出的“最大公约数”，在这个并没有丧失主权的偏僻小村开辟出一片外国人居住地，以便于贸易。这种做法，促进了明朝后期的外贸发展。也正因为有了澳门的成功尝试，明朝末年才有信心打开一点点国门，迎来了一次思想、技术和商业的革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