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典籍对于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，在于它将思辨性注入人们的头脑之中，让他们学会了怀疑和推理，不再相信那些被人强加的教条。汉代的“天人合一”学说最大的特征是强调遵从和相信，避免任何怀疑精神，并利用教条去附会社会中和自然界发生的现象。玄学从诞生之刻起，就是为了加强思辨，迫使人们学会思考。但玄学本身难以完成这个使命，而佛教之所以能够快速传播，就在于它有着更强的思辨性和逻辑性，可以对冲中国的僵化思想和迷信色彩。这种思辨性也有助于塑造唐宋时期的繁荣。
但到了明朝，随着道学的僵化，人们再次需要一个新的契机来打破教条。仅仅靠内在的思想发展（王阳明的心学），不足以打破这个教条，恰好此时到来的西方科学提供了强大的武器，于是中国进入第二次大翻译运动。
这次大翻译运动虽然不如第一次有名，但成果非常显著。人们常说，在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之前，中国几乎接触不到真正的西方科学，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事实上，在晚明时代开始的大翻译运动，几乎将所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都引入了国内。这次引入是如此彻底，不仅翻译图书，而且每一门学科都有人去研究并转化为真正的知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带着学习和阐述的目的去翻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