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弹劾高寀的人中，最著名的是巡抚袁一骥和湖广道御史周起元。其中袁一骥连写五份弹劾奏章。上述事件，也可以看作是明朝地方官僚功能还没有失调的明证。关于高寀之祸，我们还可以从几个数字看出来：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推官萧基上书言十三事，提到海澄税最初只有三千两，后来达到了一万两，高寀时期达到了二万七千两，他倒台后减了三千两。另外的数字是，高寀被撤的万历四十一年，减关税三分之一，漳州应该减一万一千七百两，但由于普遍认为洋商利厚，最后只给他们减了三千六百八十八两。
由于之后财政愈加失控，又遇到更加麻烦的北方女真人问题，使得需要钱财的皇帝不敢轻易地禁止任何可能获得收入的渠道。明朝晚期的社会发展就在皇帝的顾忌中悄然前行，不仅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，与海外的商业联系也更加密切，形成了晚明时期特有的对外开放局面。
但是，如果对外开放仅仅停留在经济上，那么并不会对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。明朝的对外开放是否也有着更深入的措施呢？一位传教士的到来，让中国人意识到，原来西方世界领先的不仅仅是船、炮和商业，还有他们的科学精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