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这样，大翻译运动依然在推进。万历三十八年（1612），另一部对东方有很大用处的水力学著作《泰西水法》面世，在日后，水力学将在中国取得重大成果。
大翻译运动的贡献，还可以从地理学上看出来。上一章提到，明朝国人的地理书籍以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的《东西洋考》为代表，其中提到东南亚在西方人到来之后的变化，还提到被称作“红毛番”的荷兰人。但西方传教士的地理知识比中国人的丰富得多，其中的代表作除了利玛窦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，还包括传教士艾儒略的《职方外纪》。这本书写于《东西洋考》成书的六年后（1623年），但记载的地理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式地理截然不同，真的变成了世界式地理，也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解世界的面貌。这本书除了记载亚洲，还记载了欧洲、非洲和南北美洲，甚至对当时人们猜测的所谓“南方大陆”也有记载，可谓当时最先进的地理知识著作。这些知识在明末已经为人所知，并被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所接受，但随后又被遗忘。人们再次回归到所谓的“中华式地理”，将艾儒略的记载当成天方夜谭。